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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銓:傳播研讨的典範與認同

发布时间:2018-01-08

起源:重修巴别塔 | 作家:李金銓

原载:李金銓(2014)〈傳播研究的典範與認同〉,《傳播研究與實踐》(台北),4卷1號,頁1-21;《書城》(上海),(新)93期,頁51-63.

此为订正版,支出李金铨:《传播纵横:历史头绪与寰球视家》(预定2018年3月晦由广西师大出书社出书)

传播研究的“内眷化”:
简评米国主流研究的典型与认同

李金铨

传播研究已成为全球景观了,但它究竟发祥于米国,刻上深刻的米国文化烙印,即使欧洲和其他地区已发展出不同的作风,至今毕竟还是以米国的影响最大。传播学引进中国大陸三十多年了(台湾和喷鼻港六十多年),传播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不是继续中国传统知识体制,而是从外国全新先容进来的,许多学者对“传播学”难免有重大的身份危机感:到底传播学在中国走对了路,还是走错了路,下一步何去何从?准则上,大家都邑赞成,我们一方面要“引进”西方学术,一方面又要批评“通盘欧化”。但究竟要如何做呢?这样的大题目,谁也无法独自答复,更不是片言只语讲得明白的。无论如何,不贰法门总要先钻出来学人家,然后要能够跳出来,才干攀登另一个高度——“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这句话好像是陈词滥调,其实尝得为学甘苦的人都深知很难做得好的。这篇文章分析米国主传播播研究,如有一孔之见,也许有助于大家探讨这个问题。必须申明:我自从1971年到米国读书,后来留在米国教书,前后快要30年,与米国的传播文献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是受害者,受益不代表没有批评,批评不代表周全否定,更不是在宣传狭窄的文化民族主义。其实,在述评米国文献的时辰,未尝不是为自己制作一面借镜?

米国的主流传播研究是指什么呢?大抵来说,米国的传播研究有两个范式:一是由芝加哥大学初期社会学家开创,以都市社会学的视角研究媒介对社区整合的角色,这个范式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独领风骚;另一个范式,在二战结束后,芝大的传播研究逐渐衰落,其引导地位由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所取代,哥大以量化实证研究和结构功能论研究媒介短期效果,旨趣微风格与芝大截然异趣。两个范式的风格和递嬗,暂时按下不表,我想先交卸的有三个观察:

第一,米国的主流传播研究是以哥大的范式为主轴一脉相承的,影响力至今未衰;尽管后来欧洲传进右翼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甚至美国脉土也发展出各种比较激进的研究取向,各自占领一个角落,却不曾摇动哥大范式的主流地位,而且有更多国家跟着模拟这个范式。芝大的范式可能沉静,却没有消散,而转为暗潮,时时出现,成为哥大主流的参照系。

第二,有趣的是哥大传播研究的前驱,在传播学科建立的襁褓阶段便纷纷告外传播研究的领域,以至于哥大重要成员之一贝勒森(Berelson,1958)发布要为传播研究收终。在这种诡谲的情形下,哥大的影响力怎样能够保持不坠呢?在我看来,哥大范式得以启传,施拉姆(Wilbur Schramm,另译为宣伟伯)发挥要害性的感化。他在伊利诺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成立两座传播研究的堡垒,不断从其他比拟成熟的社会科学领域引进概念与问题意识,其中尤以哥大的研究兴趣(连同它的学术操作方式)最凸起,经过施拉姆及其同事总是推动以后,又不断回馈、引领到各地新闻学院去,蔚然自成一个系统。

第三,然而在新闻传播学院的范围内,还有一个可忧的现象,这也是本文所认输调的论旨:施兰姆在传播研究草创时期,朝思暮想“跨学科”的视野;而现在的主流研究自以为已不假外求,反而出现一派闭关自守的状况。因此,整个学科愈来愈专业化,壁垒明显,而过分专业化招致了形式化、技术化的偏向,只向纵深的小题目发展,格式越来越小。

不只中国学界对传播学有认同危机,米国传播学界也一直对这个学科提出度疑。在贝勒森为传播研究收回讣闻以后14年,有名的社会学家苦斯(Gans,1972)问道,传播理论为何如此“饥馑”?他说,一方面传播研究流行文化,领域太窄了,而社会学家所感兴致的是高贵文化;但另一方面,如果把民众传播视为米国文化社会的一部门来研究,则又不免掉之广泛。普利和凯茨(Pooley and Katz, 2008) 重提社会学家为何摈弃传播研究,其转机点在于范式转移:本来在一战和二战之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独领风流,面对工业化、都会化和移民海潮的社会大转型,社会学家以社会轨制和散体行为的视角来考核传媒。但二战以后,传播研究重心移到哥伦比亚大学,视野随之窄化,宗旨在以社会心理学讨论传媒短时间的压服后果。这是我小我赞成的观念,在后文将具体论述。

谈到认同危急,常有年青先生问起,流传学是不是一个自力的学科,乃至究竟“传播”能否能够称“学”?边疆年夜学有所谓“一级”或“发布级”学科的设置,那是教导止政的办法,关涉很多其余斟酌,有关学术;当心以学术论学术,传播学是否是一个自力学科?对于这个学科定位,学界始终是争辩没有息的。

起首,1970年代初有若干马克斯派政治经济学家主张,传播既然是下层建筑的一部分,学者最重要的还是要分析上层修建的经济基础,一旦了解基层修筑的经济基础,便可以“逆藤摸瓜”式地分析或推行上层建造传播领域的现象。经过政治经济学家与文化研究学者的恒久辩证,我们知道学者对于经济基础的重要性见地纷歧,但即使有人把经济基础摆在最核心的位置,现在也不太会接受这么机械的化约论了。

其次,有人认为传播是跨学科的横向研究,不同于个别社会学、心理学的“纵向”学科,所以与其称之为“传播学”,不如称之为“传播研究”,以坚持它的开放性(Paisley,1984)。从更广义来说,文化学者卡瑞(Carey, 1992)认为媒介是社会生活奋斗的场域(site of struggle),外面有各种权势和观点在合冲樽俎,在互相协作、竞争和对话中建构意味意义。欧洲的文化研究学者(比方R.Williams, S. Hall)更尖利地分析媒介在乎识状态“争霸”过程当中所起的感化,所牵跋的规模甚广,这里无法细论。倘使我们接受广义之说,就必须接着诘问:每个学科都有它的界限(boundary),有一组基本问题,有一套特殊语言甚至于看世界的方法,那么这样的“场域”隐然企图贯穿各领域,算不算是一特性质特殊的“传播学科”呢?甚至,传播研究岂非必定要成为独立的学科吗?

第三,若从狭义来说,传播学能不能获得像社会学或心理学的学科地位?很多人很着急,一直想知道:“到底我是谁?”我自己倒不太为这种事操心,因为水到自然渠成,要是一时水不到、渠不成,平白费心也是枉然的。学科地位毕竟是靠学界共识认定的,而不以我们主观的意志为转移。要是为了求心理抚慰,迳自宣告自己是独立学科,却不被他人所承认,这样自大又自卑的“助势”有什么意义?基于我个人的训练和兴趣,我总相信现代社会不能离开传播生活而存在,如果社会学可以研究家庭、犯法、人口等等问题,我们又有何来由不能研究媒介和传播的制度、现象、过程和效果?英国学者坦斯多(Tunstall,1970)编过一册书,就叫《媒介社会学》。有人称我做的是“媒介社会学”,我老是怅然接受。也许每一个人的起点不同,我在意的是有没有能力针对媒介和传播提出原创性的问题,并赐与艰巨的分析,至于揭上传播学或媒介社会学的标签,是无关弘旨的。

当然,从学术行政的角量来讲,如作甚传播学定位是重要的,果为这和资源调配非亲非故。在内地,传播学被承认成为“一级”学科,只有行内学者不因而自鸣得意,认为“学识之大,尽在于斯”,那末能争与到更多资源和位置天然是应当欢送的。在米国,传播学大致仍是穿插的边沿学科,许多大学文理学院的核心是文学系、数学系、玄学系、物理系、近况系之类,消息科系虽热点却非中心。有的大学建立传播学院,仿佛自成体系,不附属于文理学院,但传播学院内部各系的课程常常多所反复。我也做过学术行政,深知到大学政府往和各系争夺无限的资源时,不克不及太自贬身价,总要力行传播是相同人文取社会科学的桥梁学科,是盘踞核心地位的新兴学科。学术政治必需在科层系统内树立学科的合法性,这个情理我完整懂得。但是本文以学术论学术,不波及现实的学术政事,旨在商量学科收展的途径,以是无妨有话曲说,即便道错了,也不影响到学科的基本好处,况且人人借可以惊魂未定地磋商。

这是一篇通论性子的文字,缘由于一次对学生所做的学术呈文,后来根现场据灌音改写而成。我有意做地毯式的文献扫描,况且这类书本坊间也不一而足。我要提供的是一张道路图,首先从字源摸索广义的“沟通”与狭义的“传播”之间的关系,然后叙说早年在“统一科学”运动下,施拉姆测验考试建立统摄性“沟通学”,这个努力最终是失败的,由此反映了“沟通学”与“媒介研究”的张力。接撰述评米国传播学早期的两大范式及其兴替,即由哥伦比亚学派取代芝加哥学派成为主流,视野逐渐窄化。米国主流传播的理论匮乏,是因为学科日趋“内眷化”,误以为本学科自给自足,不假外求,所以一味追求内部的窄深,以致技术愈来愈优良,却缺乏思想创新,甚至逐渐脱离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主要关怀。最后着眼于传播研究的地方经验与全球理论。秉持“旧学商量加精密,新知培养转深厚”的古训(墨熹语),我且师法蛮人献曝,提出若干不成熟的孔见,以就教于华文传播学术圈的师友们,其中以偏概全,挂一漏万,非特未免,可能非常严峻。无论读者最终是否同意我的解读,我愿意开门见山坦率交接这一点。

传播的三层意义:沟通,交通,媒介

根据科学家的估量,人类在地球上已有一百万年的历史。施拉姆(Schramm,1981)将这一百万年绘到一个24小时的钟面上,每分钟代表700年,每秒钟代表12年。这样算来,拍照术出现于午夜以前13秒,电报午夜前11秒,电话午夜前8秒前,片子7秒前出现的,广播午夜前5秒,电视午夜前4秒,卫星、盘算机则是午夜前3秒才涌现的。总之,这些进步的传播科技原来都是在半夜13秒以前才密集呈现的,尽管一个接一个,快得使人喘不过气来,然而它们不啻是历史长河的小点滴而已。我们迷惘于科技的启迪,经常忘记历史的遥远,各种炫目标科技不过是如此早先的发现。以我的生长过程为例,要到小学六年级家里才有支音机,高中三年级才第一次看到电视的面庞。但年沉一代是与电视共生的,哇哇降地即直接进入电视影响圈内。当初的儿童大略认定电脑和iPad这些“玩物”存在五百年了,属于他们的基自己权,易怪他们操作起iPad那么纯熟自若,不像他们的祖怙恃那么笨,看了半天仿单还未必懂。

我想借用威廉斯(参考Williams, 1976: 62-63)关于字源的定义,以说明Communication所原谅的三种意义:沟通、交通与媒介。communication的原始意义就是中文的“沟通”,它在拉丁文与community同个字源,都是communis,即是要建立“共异性”(make common)──也就是透过社区内子们背靠背的沟通,彼此分享“疑息”和“感情”,以建立深入的“了解”。此中最重要的场域,莫过于家庭。家里面的声气气息都熟得不得了,近邻房间有人走过去,只要听脚步声就知道是谁,根本不用仰头看。可见“熟悉”是沟通的基本因素。因此有人倡议,学好英文的不贰法门,就是跟美英人士娶亲──这倒也不见得对,我有友人嫁米国太太,英文却讲得吞吞吐吐的;因为他们结了婚以后,许多话尽在不言中,只要起个头或讲半句,朋友早已胸有定见了。难怪伉俪愈老愈像,连生活喜欢、性格、语言行为方式都人不知鬼不觉互相沾染,道理也一样。哈贝马斯提出的“私人领域”,也是从家庭开初的;人们走出“家庭”的碉堡以后,进入一个充斥生疏人的“公共”场域,在谁人场域里彼此不熟习,必须建立一个免于政治榨取和本钱传染的情境,使人人透过批判性的感性沟通,大同小异。

沟通最有用的媒介是言语,只管语言有各种缺点,科技再发动却相对无奈代替语言的根本功能。(当然我也批准,貌合神离,无声胜有声,禅宗捻花浅笑,不着笔墨,是精神沟通的最高境地,但那是别的一个语境的题中话了。)到了工业反动以后,communication进入第二个阶段,增添了“交通”的意义。产业社会造培养业机遇,大批农夫迁移到都会,拜赐于船、车、飞机、电话、电报,徙置远处仍可维系情感和意义的独特性。交通对象攻破了地舆的藩篱,延伸人们沟通的能量,但沟通内容的稀稀度却非大为浓缩不成。明天交通银行译为Bank of Communications,交通部译为Ministry ofCommunications,别以为翻错了,这是保存communication第二层的意义。以沟通“浓密度”来说,最下的是会晤,可以远间隔亲自凝听语言的意义,听其言,不雅其行,琢磨话中有话或已言之意,甚至鉴貌辨色,等于禁止“非说话沟通”(nonverbal communication),如许相互透过各类间接打仗的方法,在重复谈判中建立正确的意义。如果彼此见不到面,退而求其次,只好打电话;打德律风总比不打好,但如果佳耦历久分处宁靖洋两头,无法有肌肤之亲,只靠电波传情,成果愈传情愈薄,最后怕要各奔前程的。为什么买卖人背后多少杯黄酒下肚,谈不拢的东西也谈得拢了?为何中国人爱好宴客用饭,“以肚子把持头脑”?起因无它,都是为了弄熟以后,拉上面具,大师好谈话。又如,黑宫和克利姆林宫早就设有“热线”,照说一通电话可以处理的事,何劳交际卒露宿风餐,飞来飞去?因为两边必须坐上去劈面谈,鉴貌辨色,聆听言外之意,或稳扎稳打,或相互妥协,以免扩展争端。

迟至1950年代,英文才出现mass media(大众传媒)一词,泛指我们所熟知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甚至延长到今天所谓的“新媒体”(包括互联网、卫星和社交媒介等载体),这已经进入communication的第三层意义了。倘若第二层意义指“物资的”交通工具,第三层就是指“心灵的”交通工具。大众传媒无远弗届,超出时空,涵盖面广,由少数的传播者与广大的(massive)受众建立“共同性”,但这种沟通是单向的,音影昙花一现,又都缺乏单向反应的功能,其内容的稠密度必然加倍密释了。在古典社会学里,mass还意指中文所说的“乌合之众”,形容受众的配景不合,组织松散,群龙无尾,受众与受众、受众与传播者之间互不了解。正因为是“黑合之众”,老死不相来往,晚期哥伦比亚学派才会假设媒介可以当者披靡,其信息有力“命中”这些“原子化”(atomized)的受众,改变他们的态度与行为,后来的研究证明这个假设是无稽的(详下)。照李普曼(Lippmann, 1922)的说法,大众媒介把“外在的世界”转换成为我们“脑中的图象”,而记者居于两者之间(mediated),他们必须应用“刻板印象”(stereotypes)捕获复杂的外活着界,难免八面见光,所以李普曼鼓吹由专家精英为大众阐释社会事相。晚年芝加哥学派称媒介为“有组织的谍报”(organized intelligence), 由记者、编辑等构成的科层组织,有目的地搜集、制作和披发各种信息。既然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代表“理性沟通”,为何又说“乌合之众”的媒介(massmedia)促进公共舆论的“理性沟通”,其中理论的矛盾如何同一?那就必须进一步假设:即使个人是蒙昧愚蠢的,世人却是有集体智慧的。所谓“大众的眼睛是雪明的”,也有殊途同归之妙。关于这个盾盾如何部署,产生许多社会理论的派别,这里无法详说了。

这三层意义出现的时光有前后,既独立,又同时存在。听凭现代“传播”科技有多先进,也无法取代面貌面的“沟通”,而和“沟通”与“交通”的功能也不完全堆叠。西方民主办论的浪漫原型,从希腊的乡邦政治,联推测米国新英格兰小镇的议事厅,都假设社区内助人互熟悉悉,孤陋寡闻,更热情介入公同事务。实践上,李普曼(Lippmann, 1922)批评在米国版图这么宽大的国家,这种为小国众民设想的民主蓝图是不亲爱际的。即使明知弗成能完成,米国总统选候选人还喜悲刻画一幅“电子议事厅”(electronic town hall meeting)的愿景——固然米国国民无法散合在一个地方亲自接触,还是想象可以透过最新科技进行全民沟通,恰是“身不能至,而心憧憬之”,可见这个英俊如何深植于米国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中。

从前二十年,数码化技术把我们带进一个“新媒体”的簇新纪元。新媒体为旧媒体(特别是报刊)的生计带来极大的要挟,而且促进各种新旧媒体的汇流与整合,发展之速好像旧演义形容的“风驰电掣”,从1990年代中世互联网开始遍及,接着又有交际媒体的流行,各种接踵而至的变更令人应接不暇。资讯情况犹如旧貌换新颜,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习惯,影响整个资讯产业链的重组与消长,新媒体甚至已开始参与米国总统大选运作的过程,至于将来的面孔更难猜测。当然,世事之理可以“自其变者而观之”,也能够“自其不变者而观之”,何者变,何者稳定,新旧媒体如何互动,尤其值得亲密关注。研究新媒表现在最为时兴,学界是否以原来的理论和知识体系来了解新媒体,新媒体是否产生以前未有的新理论?新媒体研究尽管热火朝天,但历史尚短,还不到下结论的时候。我自己从旁努力观察这方面的发展,却总感到追不上形式变化,因此不敢多所置喙,留待更有资格的专家来论述。

统摄性的传播科学?

比来我在内地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发现约请讲演的题目单一而复杂,有人谈“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抽象,针对的是传媒的角色;但也有人谈祖孙关系,那是涉中举一个意义的“沟通”了。这两方面的著名学者都很当真,但似乎在两个世界各说各话,学术关怀和问题意识南辕北辙,完全无法交换得上。这又回到“什么是communication”的问题来了。这里,我要提示筹备到米国读书的学生,如果您选报speechcommunication系,那就是盘算做相似祖孙关系的研究,举凡是对人际传播、小团体传播、组织传播(少部分传媒问题)、演说和言辞感兴趣的,这个系是正确的归宿。但你若选择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则几乎经心关注第三层意义的大众传播了。以学科定位而言,communication research应该以媒介为中央,还是应该泛指各种“沟通”?如果泛指各种人类“沟通”(human communication),一般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也应该算在内,因为他们研究中国社会的情面、关系与权力收集,不啻是广义的社会科学。但如果是以媒介为中央,我们纵使运用社会学、心理学解释一些媒介现象,核心关怀始终是媒介问题,也就是以媒介为主,以其他知识布景为辅。[1]

我的学术兴趣以是媒介为重心的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但必须把媒介严密联系到更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里,而不是封锁式兀自关起门来“以媒介看媒介”。这种传播研究存眷什么问题?社会学常常提到agency(能动性、自立性)跟structure(结构)的互动:行动者有何利用自由意志的才能,其极限安在?行动者采用哪些行动才可以改变结构?而结构又如何一方面保证、一方面制约行动者的自由与能力?以此为分析的目领,媒介研究包括三个层次:(一),以媒介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媒介是行动者,社会是结构;媒介必须在特定的社会内运作,而和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产生复杂的辩证联系。(二),在媒介内部,媒介构造(如报馆)是结构,专业人士(如记者、编纂、市场行销者)是举动者;记者可以影响报馆的运作,但报馆的规范反过来限制记者的行为。(三),以媒介与受寡的关系而言,媒介是行动者,受众就是结构;媒介对受众产生什么影响,而社会大众又如何形塑媒介的咀嚼与内容?捉住这三个纲要,我们自然可以引出许多子题(参考Croteau, Hoynes, & Milan, 2012)。

在米国,传媒研究之所以有今天,公认以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贡献最大。他多才多艺,高中卒业时,辛辛那提职业棒球队要他去打棒球,他在哈佛大学念硕士时,在波士顿一个职业乐团吹长笛。拿到博士学位以后,他在爱俄华大学英语系当教授,碰到米国经济大惊恐,他写短篇小说赚外快,小说得过著名的奥亨利奖,并收入中学的教科书里。他暮年时曾告知我,偶然还接到那几篇短篇小说的版税。接着他创立爱俄华大学新闻学院,更重要的是他后来在伊利诺大学创立全国(全世界)第一个传播研究所(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我们这个年轻的学科从此宣布出生。

1950年代,二战结束后,米国学术界掀起一个狼子野心的“统一科学”(unified science)运动。在这个运动的影响下,施拉姆(Schramm,1962)说:“communication是最基本的社会过程之一,甚至是唯一的社会过程。”这是极其广泛的界说,几乎涵盖了人类沟通(human communication)的核心,甚至全体,因此是政治学(如民意)、社会学(如社会结构)、心理学(如干部心理与认知)、经济学(如信息经济)等等学科的汇点和中心。既然如此,何不建立一套独特的“沟通科学”(communication science),以高高在上的角度鸟瞰,足以统摄或整合社会科学各领域的视野?在伊利诺大学时期,围绕在施拉姆身旁的学者来自各种不同的专业,例如两位资讯科学大家连书名都叫做A Mathematical Theory ofCommunication(Shannon and Weaver, 1949)((姑译为《沟通的数学理论》);又如奥斯古德(Charles Osgood)是著名的语意心理学家,他和同事实现一部书,从几个语义的向度权衡心理结构(Osgood et al.,1957)。施拉姆显然相信会聚一流的脑筋,让他们每每同的观点在一同碰碰,可以暴发全新的知识火花,叫做“沟通科学”。当然,这个“统一科学”运动证明是失败的,施拉姆自己也感慨道:“许多人穿过,很少人勾留”。他终究发现,社会科学的各路好汉英雄,人缘际会,偶然在边缘处相会,触摸到若干“沟通”的问题,但他们脱过十字路口以后,又向本学科的偏向和旨趣直奔。奥斯古德还是回去小心理学家,咸能和维尔还是资讯科学家,早年这批先驱很少自我认定是“传播”学者的。施拉姆也无力留住他们,十字路口还是十字路口,只穿过,不逗留。传播研究不但没有成为统摄性的中心理论,而且边缘仍旧,只能持续拼命争取中心的承认。

后来,施拉姆移师西部的斯坦祸大学,创建别的一个驰名中外的传播研究所(Institute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更是培育了数代传播研究的领军门生。他还是食品声称“沟通”是最基础社会进程,仿佛不记情于统摄性理论,但详细的研究却从狭义的“人类沟通”转而专一于建破广义的“传媒研究”。他这时代的研究包含电视在女童平常生涯的脚色、教育电视,特殊是前言在国度发展的功效。即使跨学科的统摄性理论建构失利,但是传媒研究的理论基础缺乏,施拉姆还是从老资历的社会科学汲取理论养料,以浇灌新兴传媒研究的场地,一直尽力而为。他表扬传媒研究有四位“祖师爷”,都来自其他的学科,包括社会学家拉斯斐我德(Paul Lazarsfeld),政治学家拉斯维尔(Harold Lasswell) 和集团能源学的勒温(Kurt Lewin)和试验心思学的贺妇兰(Carl Hovland)。施推姆的“点将录”,一定是定论,但他所推重的传播研究都是真证主义的范式,个中三位巨匠厥后与传播研究渐行渐近,现实证实影响最大是拉斯菲尔德与共事莫顿(R. K. Merton)在哥伦比亚大学发展的范式,奠基了米国实证度化传播研究的基本,进而蔚为米国传播研究的主流,其优点长处都在这里。比及这个路数酿成安排性的主流范式,学术发展逐渐浮现偏偏耀的驱除,简直忘却了更早前芝加哥大学社会系另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传统,与欧洲的保守思潮更是背道而驰。

米国媒介研究的两个范式

米国的传播研究深受社会学和社会意理学的启示,英国的文明研究脱胎于文学批驳,渊源年夜为分歧。在米国,传播研究有两个最主要的范式,一个是芝加哥学派,一个是哥伦比亚学派,它们的突起、发作和消少各有时期的烙印,也反应好国社会情境的递嬗。称之为“学派”,是由于它们所提出的问题、应用的方式对付传播研究都有根天性的硬套,外部纵有差别,但全体开起去看,芝加哥学派和哥伦比亚学派是大同小异的。兹参考Hardt (1992),Czitrom (1982) 和Carey (1992)等人的著述,约略述评以下,并演绎其要面于表一。

表一:芝加哥学派与哥伦比亚学派的比较

米国版图的拓展史是由东向西挪动的,全国第一大城当然是纽约,而第二大城长时间而言就是芝加哥。直到后来西部的洛杉矶崛起以后,芝加哥的症结地位才逐渐稍有褪色。芝加哥是中西部最大的关键和集集地,转运四周农业州的资源到东部,但无论是地位、资源或价值取向,芝加哥也与东部都市不相上下,甚至平起平坐。米国象征人类史上高出新大陆的第一个民主实验,这个新兴国家历经都市化、工业化和大量移民的浸礼,使得整个社会秩序和核心价值动荡不已,必须重新整合再出发,于是知识界领袖在上个世纪初发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进步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政治上,它鼓吹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好政府主义”,鼓励报刊检举官僚贪腐无能,它提倡个人凭本事升迁,反对绝对或果断,主张以科学方法促进社会改革;经济上,它反对社会资源与财产寡头把持,并维护市场的公正竞争,反对资本家盘剥劳工;文化上,它提倡新的中产生活方式、旧式艺术和建筑品尝,以及都市规划(Carey, 1997)。“进步主义”更新了米国的核心价值,其中一环即是孕育了米国社会的“媒介专业主义”。“进步运动”的余绪,更是开启了米国的对外扩大,包括开始介入亚洲事件,并提出“流派开放”为标语进入中国与列强争取势力范围。

芝加哥大学是“先进活动”的重镇。芝加哥大学开创天下第一个社会系,该系在一战到二战之间独领风骚。芝加哥的社会学家们受到杜威的“实践主义”(pragmatism)所影响,放弃欧洲式的抽象玄思,而重视学术在社会和政治改造所产生的现实效果。他们以芝加哥这个乡村为活生生的社会实验室,有打算地做了大量人类学式的开创性社区研究。他们研究的范围很广,个中一环是把报刊视为社会的无机环顾和构成部分,切磋报刊如何促进社会秩序的整合、社区和谐以及种族融会。媒介不是被孤立对待的,而是与整个都会发展、移民过程和社会秩序有相陪相生的关系,研究旨趣布满了自在主义渐进改革的精力。大范围的社会变化惹起动乱,社会上的品德基础与政治共识掉衡,学者商量如何使用媒介维护社区的整合与共鸣,以促进社会的改革与提高,其末纵目标即在于完美米国式的民主制度和本钱主义。

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既是教训性的,又是解释性的。它侧重参加式视察,也使用历史和人类学原野办法,以社区研究为主。记得他们曾派驻学生在市肆门前“站岗”,实地记载生意业务的种族和阶层情况,雇主不知讲他们干什么,挨德律风要警员驱赶他们。芝加哥学派的掌门人帕克(Park, 1982),研究报刊的“做作史”以及移平易近报纸对融进米国社会的影响,他曾到燕京大学做拜访教学,是费孝通的先生。布鲁朱(H. Blumer) 是“意味性互动派”的代表,在群体行动和民心研究的奉献卓越,影响很大。杰诺维茨(M.Janowitz)研究社区报纸与社区权利构造,以及社区报纸若何增进社区协调。朗式伉俪(K.Lang and G. Lang)合营实地察看和电视内容的分析,提出媒介建构“第二脚事实”。这些都是具备首创性的贡献。

二战停止以后,米国取代英法帝国主义成为世界霸权,国力如日正傍边,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持盈保泰,学界所存眷的是保护社会系统的稳固均衡,研究旨趣日益守旧,他们提的问题比芝加哥学派窄化很多。这时,社会学的重心已从芝加哥大学移转到哈佛大学,但帕森斯(T. Parsons)提出微观结构功能论,过于抽象晦涩,从一个名伺候跳到一个名词,无法接受具体经验证据的考验。以传播学而言,其重心又转移到哥伦比亚大学。理论家莫顿(R. K. Merton)提倡“中距离”的结构功能论(middle-rangetheory),以接通抽象概念与具体经验,使理论可以接收经考证据的检讨。理论家莫顿和以量化研究方法见长的拉查斯菲尔德(P. Lazarsfeld) 配合无间,井水不犯河水,练习了数代社会学(包括传播社会学)的首领。哥大依赖企业界(尤其是纽约的哥伦比亚播送公司)和当局提供大量研究经费,他们使用相称精致的问卷考察和内容分析,研究媒介若何改变人们的短期立场与行为,特别是推举与花费购物方面。至公司和当局赞助学术界,自然不乐意学术界用这些研究来测验甚至批评它们,因此哥大的学者们几乎解冻了社会制度与结构性问题,把媒介与权力结构的关系视为当然,只以工具的目光孤登时看媒介发生什么效果。他们本来冀望媒介施展“魔弹式”的强盛效果,但各种实证研究却纷纭否认这个假设,反而发明媒介有力转变人们的态度或行为,只能坚固他们固有的预存态度。这个论断使得他们开端猜忌传播研究的驾驶,之前的悲观等待改变为达观情感,甚至于哥大的重要成员之一贝勒森(Berelson, 1959)过早地为传播研究发出讣闻。

拉查斯菲尔德原是来自奥天时杰出的利用数学家,移居米国以后创造了若干重要的量化研究和统计方法。他的panel study现在是为米国农业部计划的,正好碰上米国总统大选,他就把这套方法拿到俄亥俄州的伊里(Erie)县使用,即在选举过程中每隔段时间就反复归去访问雷同的样板,以追踪百姓投票动向和行为受媒介影响的偏向与水平。研究成果总结在《人们的挑选》(Lazarsfeld, Berelson, & Gaudet, 1948)这本书中,这是开创传播研究量化实证研究的滥觞。(有一次,我和业师罗杰斯开车经过该地,看到高速公路Erie的路标,心中仿若触电,很有到麦加“嘲笑圣”的滋味。)该书可定媒介有强大的说服效果,提出“两级传播”的说法,也就是媒介无法直接影响受众的态度与行为,有一群意见首脑先接收过滤媒介的信息,再传播给广大的受众。后来,他和学生凯兹合作,在《小我的影响》( Katz & Lazarsfeld, 1955) 把“两级传播”和看法领袖做更细致的试测。

现在回顾哥大对于“两级传播”和“意见领袖”的提法,和李普曼(Lippmann, 1922)早年对于公共舆论所提出的见解,其实不无若吻合节的地方。后面说过,李普曼认为公共事务复杂万端,新闻媒介需要靠“刻板印象”了解外活着界,新闻报道本身有相当大的内涵缺陷,而且为政府和大公司把持心灵的公关企业又旭日东升,为此他提倡由专家精英为公家阐释公共事务。李普曼的论敌杜威虽然也承认公共事务复杂,但杜威留意于公众参与和社区沟通,以凝集官方智慧,反对精英治国。杜威哲学是芝加哥学派的指南针,从这里我们也看出它和哥大学派在政治立场上的基本差异。

正当哥大学派取代芝加哥学派成为传播研究的主流,米国的国际传播研究也在麻省理工学院酝酿构成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勒纳(Lerner, 1958)的著作《一个传统社会的消失》。其基本资料来自哥大在中东所做的问卷调查,是第二手分析,但影响甚大。究其原因,此书立论当面的基础是事先米国社会科学的支配思潮---现代化理论,自然不容易受到挑战;而勒纳提出一套貌似“科学”的解释,也为美外洋交政策提供合理化。勒纳说,第三世界要现代化,必须应用媒介灌注人们的“移情能力”(empathy),耳濡目染,使他们打破宿命论——如果大家具有这种“移情能力”的现代品德,整个社会必然离别传统,步入现代的门坎。这个理论到现在已被攻击得遍体鳞伤,但它曾为国际传播研究定下数十年的基调。施拉姆(Schramm, 1964)为结合国教科文组织写的《大众传媒与国家发展》,一度被第三世界领袖奉为“圣经”;罗杰斯(Rogers,2003)的“创新散布”(diffusionof innovations)则在第二代学者中是影响最深远的。施拉姆和罗杰斯都以勒纳的学说为范式,鼓吹第三世界以媒介为现代化、国家发展的触媒剂,以媒介促进民族整合、经济现代化和文化自主。

在这里,我要指出一个知识社会学上的吊诡:一方面,在米国海内,哥大学者总结“媒介有限效果论”,媒介只能强化人们固有的立场,无法改变他们“短期”的态度与行为;但另外一方面,在国际上,米国学者凭仗有限的证据,却信念实足,以预言式的话语强调,媒介在第三世界社会变迁的“持久”过程中表演举足轻重的脚色。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的发展轨迹既合流,又分途,其间关系尚待过细分析(见本书第二章)。(有趣的是:因为政治情况和学术看法的丕变,倘以当今右派的观点从新做180度相反的解读,则哥大学者的发现也许不再证明媒介的效果“有限”,反而证明媒介具有维持近况的“强大”的效果。为什么?因为如果媒介的主邀功能在于坚固人们的预存立场,维持他们态度和行为的临时稳定,以致阻碍社会变更,这么说来媒介岂不正是权力结构进行社会节制的思想利器,反而合乎克兰西的文化霸权[hegemony]理论?)

芝大和哥大这两个社会系的传播研究,早已各自往另外标的目的走,而传播研究则被各地后来崛起的新闻传播院系接受为幅员。但无论从哲学思想、研究旨趣或方法技术来说,哥大人缘际会,逐渐高出芝大之上,还是影响当今米国传播学的主流范式,耐久不衰。上个世纪七十年月,欧洲激进派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先后引进米国,它们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张本,把米国主流传播研究攻打得尽心竭力。但米国毕竟是世界最大的学术市场,成为不假外求的体系,欧洲的挑衅未能摇动哥大范式在米国的安排地位。欧洲的批评理论原来是对米国提出“友好的”的世界观,但到了米国就被分拉到整个学术光谱中成为一收,其批判性当然显明减弱。米国式传播研究的流风余韵更分散到世界上许多国家,中国学界好像若干在这个影响圈内。“全球化”的声响响遏行云,传播研究却未必更多元或更国际化。

芝大的传播研究范式纵然退隐为暗潮,但从结果全失传。上个世纪六七十年月,米国社会各种请求变革的势力——反越战运动、妇女运动、种族运动和学生运动等等——如火如荼,改革派学者归去芝大范式寻觅血脉,重新发现先驱学者悬而未决的问题。尤其重要的,芝大的范式比哥大更能接通欧洲思潮,提供进一步互相研究的空间。其一,芝大的实践主义取向采取自由主义渐进改革的立场,与法兰克福批判学派(马克思主义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以及以后的左派观点不同,但两者的主题意识都扣松了媒介和权力的互动关系,不至于冰炭不洽,使米国和欧洲传统有对话的基础。其二,芝大先驱学者米德(G. H. Mead)发展的“象征互动论”,有人认为是米国文化研究的代表者(Becker& McCall,1990)。 “象征互动论”虽然不迭欧陆传进来的现象学那么抽象而深刻,彼此却可以曲通幽径,而哥大的结构功能学派和现象学则几乎毫无共同语言。许多米国主流传播学者知其一不知其二,几乎只知道哥伦比亚学派的工作,对其他范式不是不了解就是疏忽,这是理论视野上很大的盲点。最踊跃重新发现、诠释芝加哥学派的贡献者,莫过于雄辩滚滚的文化学者卡瑞(James Carey),他从芝大的实践主义的范式诠释欧洲入口的激进学术思潮,对米国主流的哥大传统也批评得不遗余力。

理论穷困与“内眷化”

米国新闻院系和传播研究的接轨相称偶尔,而新闻院系吸收社会系遗留的传播研究有何得失?新闻教育是米国的特殊产品,欧洲的精英贵族大学和米国的哈佛大学排挤新闻教育,鄙弃它缺乏知识主干。1908年密苏里大学成立全世界第一所新闻学院。四年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接踵出现──普利策身后,愿望捐献遗产以成立新闻系,先为哈佛所拒收,后来哥大才委曲接收,乃有现在闻名中外的新闻学院与普利策奖。(按,上述拉斯菲尔德的“哥伦比亚学派”,指的是社会系的应用社会研究局,与新闻学院没有什么关系。)但哥大是破例,米国主要的新闻院系都极端在中西部的农业州,因为北北战斗时代林肯总统拨划联邦地盘,成立州立大学,除追求人文与科学知识,还高悬“办事社区”为主要任务,一些运用学科(尤其是农学、军技、商学、新闻)因此在高级学府失掉正当性。其时一般记者多数俯首听命,不累才干弥漫之士,却很少有人念过大学,新闻职业的整体名誉不高,所以各州的新闻同业团体纷纷伺机鼓动州立大学成立新闻系。这样凭表里两股气力合流,为米国大学的新闻系接生。必须指出,密苏里新闻教育的形式对中国有决议性的影响,第11章尚有详细的历史分析,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大学有了新闻系是一趟事,新闻系在大学里有无地位是另一回事。米国大学的新闻系一般都是从英文系分收入来的,目的在于培养编采写作实务人才。二战期间,有些老记者征调参加军旅,战后回到大学校园读研究所。但新闻系因為没有博士班,在研究型的大学里是很难有地位的。威斯康辛大学的布雷尔(William Bleyer)独具远见,在政治系里增加新闻辅修,传授新闻和相干的政治学、司法和伦理学、公共舆论和宣扬等课程。这些老记者获得政治学(或其他老学科)博士以后,相继招聘到各重要大学新闻系任教,逐渐发展新闻学博士课程(因此,从前以威斯康辛、伊利诺、明尼苏达和斯坦福四所大学为重镇),以至于蔚为学府建制的一部分。

而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又逐渐吸收、发展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传播研究嵌入新闻科系成为建制的进程中,施拉姆的贡献是无足轻重的:他建立了几座传播研究的据点,造就下一代领袖人类,拓展影响力;他以文学的想像和明白的文字,叙述有趣的“传播”故事,令人着迷;他努力从其他社会科学吸取概念和理论,加以综合改革,为“传播”的躯壳注入内容;他编撰重要的课本,为全国所特用,而其专著更有“点题”的作用,前面有许多人跟着他点过的题目开展研究(参考Rogers, 1994)。后来施拉姆的视野也受到很多批评,这是学术发展的常态,对本文来说是题外话了。(话说返来,全米国各新闻学院几乎都纷纷更名为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表面上安然无恙,学生人数愈来愈多,其实新闻与公关告白的哲学关系素来没有处置好,内部的新闻实务和传播理论更一直处于缓和状态。[2])

回想施拉姆时代,传播学紧密依靠其他社会科学,从跨学科引进理论、概念和视野。他和亮省理工学院普尔(Pool and Schramm, 1973)合编《传播学手册》,薄达一千多页,各章作者多为著名的政治、社会和心理学家,其中有五分之一的篇幅是关于国际传播问题。十多年后,下一代学者(Berger and Chaffee, 1987; Berger et al., 2010)合编《传播科学手册》,作者都来自传播本行,其他学科的作者几乎绝迹。后书的编者自夸传播已经成为“科学”,既是“科学”当然就自力更生了,从此不假外求,不再须要其他学科的奥援;而且,他们对国际传播几乎全然冷视,国际传播恍如只是国内传播的延长,国界与文化差异俨然都是可有可无的。切非(Steven Chaffee)是施拉姆在斯坦福的自得学生,他比他的教员更强调“科学”,但科学一旦变成“主义”,他的眼光却比教师狭窄得多。切非曾于1980年代初撰文辩称,传播科学有自己的博士班建制、学术期刊等等,当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学科。他不但从外缘的制度面“公道化”传播学,因为以《传播科学手册》的精神看来,他显然也认为传播“科学”在外延理论上有独立的贡献。培斯理(Paisley,1984)曾形容传播学是一门“横向”学科,链接其他的“纵向”(例如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学科。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切非似乎想把传播学从“横向”扭成“纵向”学科。我觉得这样做可能走向死胡同。从这个个案即可展现米国国内传播的窄化,但米国的国际传播未尝否则?我在本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将有详细的分析。

再说一遍:施拉姆时代力乞降其它学科接枝,后来重新闻传播建制内产生的文献却力图“独立自足”。上个世纪70年代,我初入研究院就读时,新闻科系内部密集出现以下的“理论”: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知识鸿沟(knowledge gap)、使用与满意(uses and gratifications)、缄默的螺旋(spiral ofsilence)、认知共同顺应(co-orientation)、圈外人效果(third-person effect)、涵化(cultivation)、框架和展垫(framing, priming)、创新分散(diffusion ofinnovation),等等。这些“理论”的生命力不等,有的一开始就精神焕发,有的刚提出时颇有新意,但因为历久孤立使用,过劳而透支,“马力”呈现疲态。几十年后,我都快退休了,看过各种走马灯似的流行,抓住几个老题目不断再生产,诚然材料乏积很多,但见解增加多少?

以“议程设置”为例,它最早提出媒体兴许无法影响受众“想”什么(what to think),但却有力地影响他们“想些”什么(what to think about)。换言之,媒介可以在人们的心目中产生壮大的“认知”效果,媒介透过报导与批评而聚焦并凸显若干议题,领导人们对混沌的外在情况中获得认知,然而媒介未必有力改变他们的态度或行为。这是个风趣的角度,原来可以以此为出发点,接通其他的理论,丰富其层次与内在,但正常学者好像只抓住“议题设置”成为起点,不断在印证它的准确性。“议程设置”迄古经过五十年的研究,揭橥过六百篇论文,所受到的留神应该算最为明显了。傍边当然有些个此外佳作,然而整体来说,这些研究取得的洞见是不是一定超越李普曼(Lippmann, 1922)快要一個世紀以前出版的《公共言论》?我总认为作品虽多,创见殊少,其中多半文章只换几个“变项”,视野却不断复制,原地打转,彼此既出有交加点,也没有向外拓展或向前推進。整个来说,应该是四分五裂,无力提供一套编制完全的满足解释。必须指出:从现象学发展出来的“实在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和“议程设置”渊源殊异,并且比它更宏大更精巧,却有学者硬把它拉出去,号称为第二层次的“议程设置”,在我看来几乎荒诞不经。

再举“框架(framing)分析”为例。“框架”是一个无力的观点,存在丰盛的理论认识,引进传播发域当前,“框架分析”竟逐步沦为简单而机器的分析对象,甚至良多人还以为分析东西就是理论自身。如西谚所云,假如给小孩一把锤子,他不管遇到什么货色都要锤一锤;这便如同中国人说只要“一剑行天边”的本领了。所以,在各类学术集会上,我们看到“框架分析”谦场飞;不论什么问题,许多学生都要给它“框架分析”一番,最后“框架分析”剩下了情势,落空了式样,不晓得毕竟为什么要“框架”分析,又“框架”剖析了什么。“议程设置”和“框架分析”如斯,其余的例子可以触类旁通。个性学者抱残守缺曾经说不外来,如果整个学术社群各自盘据小山头,闭起门专一草拟,不敢超越雷池一步,以至形成“碎片化”,传播研究的学术地位必定无从晋升。实在,如“议程设置”这类在新闻传播学院风行的“内部理论”,也久长不睹有人提出,而全部学科生态又满意于划地自限,而不做兴跨学科互动,其理论贫乏的为难景况不可思议。

我否认这种批评容或过分,但事实上今天在米国有些大学博士课程,确实狭小到从上述的“理论”选择一个题目,写一篇一针见血的论文,就能够拿到学位了。愈甚者,有的学者花半辈子的精神在单一的题目上(例如议程设置、圈外人效应、新媒体的使用与知足)写上数十篇文章,专取衰名,甚至为此洋洋得意,若问这几十篇重复劳动的文章对了解社会传播有何贡献,却又说不出所以然。读者也许要质疑:人们如何使用新媒体显然是重要的问题,做这方面的研究有何不当?没有不当,该诟病的是:无论任何新科技出现——手机、互联网、部落格(博客)或微信——这些人都像学生做算术题,抓住统一个简单的套路和招式“敲打”一直,一模一样,喋喋不休,大有以不变应万变之概,这样的辛苦的休息积累再少数据,对理论创获却是白费有益的。

无论读者是否同意我的结论,都必须面对一个尖钝而严正的问题:为何我们缺乏深奥的“范式”引诱传播研究的工作?著名的科学史家库恩(Kuhn,1970)指出,“科学范式”(paradigm)指学界普遍接受而具有普遍共识的一组周密、层次井然的思想以及看问题的方法,也包括可供模仿的操作规范与典范。一般科学家都遵守特定的范式勤奋工作,也就是在具有普遍共识的问题意识、理论和方法的引导下处置探索运动。刚开始,发现少数不契合范式的现象或证据,尚可归诸为“破例”,其实不妨害这个范式对“常态”的解释;然而一旦“例外”愈积愈多,以致威逼到范式的稳定与完整,原来的范式不能再把这些“例外”容易解释失落。这时候范式必须固步自封了。因而最有首创性的科学家修订原来范式的若干核心假设,产生新的范式,使得看问题的角度面目一新,原来的“例外”不再是“例外”,而被归入“新常态”的解释范围,这就造成了“范式转移”,而新范式比旧范式的解释力更强,自然引领科学社群跟着新范式看问题。如此巡礼反复的“范式转移”,写就了一篇科学革命的动听历史。库恩所分析的自然科学发展史,未必直接套用到社会科学的发展,因为社会科学没有这么明白清楚的范式,学者间对于何为“范式”甚至难以告竣共识;即令如此,库恩的高见对于我们了解社会科学毕竟深具启发。

库恩说,科学家必须接受传统范式的严厉训练,从大量的、点滴的辛勤努力工作当中,能力在“可逢而不可求”的情况下逐渐发现传统范式的漏洞,并响应地提出原创性的问题息争答,这就是产生新范式的契机。换言之,要做创新者,必先做传统派。创新是从传统脱胎而锐变的,传统与创新不是二元对峙,而是有趣的辩证吊诡。因此,创新毫不是刻舟求剑,无法平空痴心妄想,喊标语更毫不济事。前面提过朱熹的两句话:“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这永久是为学最佳的座左铭。朱熹的旧学应该是库恩的传统,新知则是创新,惟有在旧学的基础上才可能产生新知。常人只能讲求平实,效法敬业精神;但求游刃有余,焉敢妄效神通?倘若没有学统的熏陶,二心幻想捉拿灵感,即使传统范式的马脚出现在面前,也没有充足的学术灵敏、能力和资源去驾御它。欲“破”,须预言家“破”什么,更遑论“立”了。

社会迷信学者固然也要正在多少支流范式内思考。在传布研讨,咱们面对的题目是甚么?我以为,问题出于那个范畴后天的传统单薄,实践姿势缺少,视线跟范畴皆嫌狭窄,后天又平衡,教界一直简略天减以“再出产”,生而不克不及死巧,如许要道翻新,何同刻舟求剑?

这个自觉再生产的一窝蜂现象,就是学术发展典范的“内眷化”(involution)过程。这个名词是米国著名流类学家格尔兹(Geertz, 1963)在印僧比较研究爪哇岛和巴厘岛的农业经济生态史所提出来的。因为荷兰统辖者强取豪夺,又有宏大的生齿压力,农业发展差别应该改造变革才对,但格尔兹发现,爪哇岛自恃自然条件优越,不思大幅变革,只选择走一条便利的道路,因此没有提升耕耘技术和种类,而只求在现有条件下不断安插垦植人心。我们都知道,农田最轻易吸纳多余生齿,正如中国人说的,只要加一对筷子,短期内大家都有饭吃,虽然人愈来愈多,吃的也愈来愈差。爪哇这样一味删加农业人口,没有提高技术火准,每亩地的单元产量不但没有增长,农地且因适度垦殖分割,以致良田变兴墟,造成社会、经济和生态上的灾害。

这类做法不啻是饮鸩止渴。纪尔兹的involution普通译为“内卷化”,我取舍译为“内眷化”。一字之好,因为我着重强调学界眼光“向内看”的过程,而“内眷化”保留了“眷顾”的意义。以此履行,描写学者抱住一个小标题,在技巧上愈求精细,眼力愈“向内看”,问题愈分愈窄愈细,彷如躲在自筑的一道墙围内,获得心理保险感,拒绝与外界交往的压力,其结果是岂但忘记更大的关怀,更妨碍思想的创新。犹如格尔兹描画这个过程是“技术性的散发丝”(technical hair-splitting),本末倒置,即使把发丝数得分绝不差,也看不到整个头型的全貌。劣生学勉励基因相异的人成婚,否决远亲滋生。朱门如果只顾分产,不事减产,再多产业也要败家。

在我看来,“内眷化”是学术发明力的退步,特别在他日深谋远虑的大学赏罚体系内,饱励缩小镜照肚脐眼,抱住一个小题目做到逝世,不但隔行如隔山,甚至同业如隔山。社会科学的知识一旦丧失“公个性”,便只成为在学苑内部评职称和加薪的游玩。这是恐怖的学术危机,尤以中国的传播边缘学科为然。中国经济发展与学术自负或沉淀迥不相侔,自然产生一种莫名的焦急感,弄出一些匪夷所思的目标,美其名为国家的“硬气力”强力履行,道理在此。幸亏最近几年来大量著作译介到中国,尽管选书和译事均水平错落,年轻学者如欲开辟眼界,机会之多却是史无前例的。

苏钥机(So, 1988) 曾分析传播主要期刊的引文指数,发现它们援用其他社会科学的文献愈来愈少,引用传播领域的文献愈来愈多。从切非等人的观点来看,这正是象征传播学的日益成熟,我没有这样盲目的乐观,反而担忧这是典型学科“内眷化”的证据。杂粹“从传播看传播”,理论资源如此窘蹙,特别是那些重新闻系内部产生的“理论”,凡是和更大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脉络妥善。家原本来就薄,关起门自娱,情形更加不胜,焉能不边缘化?我常常觉得1970年代格伯納(G. Gerbner)主编《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时,尽管有些文章参差不齐,但却时常激发重要辩论的知识水花;现在该刊篇篇文章在技术上精细得自作掩饰,却往往处理微枝小节,对于不同门户和各种大问题都缺乏争辩,更却缺乏知识上的高兴点,偶然候我戏称之为“毫无用途的精致研究”(elaborate study of nothing),也就是“精致的平淡”。鄙见以为,主流传播研究之所以流于平庸,是因为充满了太多熟悉的“变项”(variable),太缺乏新颖的“视野”(perspective)。事实上,美式训练出来的许多人只要离开孤立的“变项”,便满身不自由,一谈到比较大的问题时更不知道如何自处。在我看来,这是主流学术“内眷化”的伟大危机。我自己情愿回去读点老书,它们对某些问题的分析在技术层面庞或不敷成熟,但我们从那种宽阔的景象却可以感触到生命的跃动。

国际真空与历史真空

米尔斯(Mills,1959)的《社会学的想像力》对我的学术兴趣与风格影颇大。他有两个主要的命题:一是要把个人的关怀联系到公共的问题;二是把重大问题放到时空后台来考察,既有历史的视野,又有全球的视野。无须置疑,美国事传播研究的中心,我们必须实心参考米国的文献,不然生怕连畸形的研究都难以进行。然而,依照米尔斯提出的标准,我在这里且勇敢地(希望不是轻率地)论断,米国主流文献有两大真空:一个是历史的真空,一个是国际视野的真空。

对于历史的真空,大家好像觉得社会科学是研究现在的,历史是研究过去的,而现在和过去彷佛是断裂的,M8米博娱乐;而且又以为社会科学是“硬”的,历史研究是“软”的,不该该混淆在一路。留意的读者城市发现:近几十年来,不少主流传播期刊以“科学”为名,愈来愈排斥结合社会科学与历史的文章,而青眼那些题目切得很整洁、技术处理得很清洁的文章。这种“楚银河界”的心理,似乎“现在”和“过去”可以薪尽火灭的,所以不肯探讨事宜在时间系列上的“常”与“变”。主流期刊更不肯意接受富于争议性的辩论,以为这种争叫没有“硬证据”,是“不科学”的玄谈。却不知任何经验学科都必须建立在某种预设和世界观上面,现在许多主流研究之所以能够埋头苦干,只因为他们“冻结”了这些预设和世界观;他们只是熟视无睹,并不即是问题不存在。这种倾向实际上是一种极其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在作怪,米尔斯称之为“抽象的经验主义”。鄙见以为,脱离历史,也就脱离了人文的关怀;脱离了人文的关怀,社会科学也就自残了半臂。

再说到国际视野的真空。因为米国是传播研究的发源地,主流文献包括米国社会的基本价值,把自由多元主义、资本主义及米国社会的“长期价值”视为当然。它们认为米国制度整体健全的,细节可以改良,于是研究旨趣放在“体制内”如何改革,也就变成了技术问题的关怀。因此,政治传播就变成媒介如何影响选举与投票行为(美式民主),另外还大量探讨媒介如何影响购物行为(资本主义)。学者不考虑体制的公理基础,媒介的产权与权力关系,不讨论“体制改革”的问题,也不太讨论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在接受米国主流文献之余,

也要清楚它的局限性:米国主流文献一旦分开了米国,对于许多国家的“体制改革”或文化抵触,这些文献的许多假设未必成立,其解释力可能跟着不断削弱。这说了然米国的文献既不能淡然歧视,也不能无条件接受;另一方面,更有力彰显了比较研究和国际研究为什么如此重要。社会科学讲究“条件性”,紧密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很难像自然科学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

这三四十年来,传播学者在传播领域除外还有影响力的寥若晨星,有活力的传播研究反而多是从里面带来的打击,且让我举几个例子解释。一是统称为“媒介社会学”的研究,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之交,忽然密集出现,它们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探讨媒介与政经条件互动的历史,媒介组织内部的科层运作,新闻制造的历程、过程和身分,以及新闻制作与社会运动的互动(例如M. Schudson, H. J. Gans, G. Tuchman, T. Gitlin, D. Hallin)。即使过了三十多年,这些分析视野还是活力兴旺,惋惜良久没有人提出其他重大的新观点了。我信任社会学和整个社会科学也有“内眷化”的情形,多是现代学术界的“后现代”现象,并以传播这类边缘学科尤然。其二,政治经济学的挑战,使媒介无法孤立看待,而必须分析媒介话语的政治经济基础(例如J. Curran, H. I. Schiller)。拉丁美洲的激进政治经济学也曾有重要的贡献,但它与第一世界的政治经济学互动未几。其三,文化研究使媒介话语更紧密联系到背地的深层意义以及意识形态的脉络,包括英国的有威廉斯(R. Williams) 和侯尔 (S. Hall) 对米国主流范式的批判,芝加哥学派文化研究的重新发现与诠释(J. Carey, H. Becker)。萨伊德(E.W.Said)提出“西方主义”的命题,启发了“后殖民主义”的开创,对第三世界的文化研究尤具深意。这些理论在米国各新闻传播学院发生的影响甚不平均,有的黉舍颇器重它们,但有些以俗气实证主义挂帅的黉舍则淡薄视之。中国在引进传播学的过程中,应该以开放的视野取精用宏,而不是出于短视或蒙昧,只范围在简单的层次和毛糙的面相。

我感到学界应该回回米尔斯的“社会学念像”,谢绝被过分专业化玩火自焚。宽谨专业训练当然是需要的,但不能矫枉过正,致使被“过火”专业化绑住四肢,掩蔽视野,酿成社会学家所说的“训练有素的能干”(trained incapacity)。学者的研究和性命不该该宰割,而是要联系团体经验到社会结构,并在历史的全球的视野里构想。学术伶仃主义当然要不得,传播研究必须解决“历史真空”和“国际实空”的两大问题。过分专业化的结果,似乎直立几尊神,各人都供奉这些神,随声附和一番。萨伊德(Said,1996)特别呐喊学者敢站在边缘看问题,态度谨严,却乐意冒险,敢问他人不敢问的问题,敢对势力者讲实话,勇于关怀哪些受危害的强势团体。如果一味在画地自限的主流框架里打转,整个传播研究不行能生出新的活气。这尽非激励学者信口开合,妄议本人不懂的东西,而是主意学者以开放的心灵和歉富的设想力,跳出既定的框框看问题。当然,说到最后,任何学术任务还是必须遵照学术规律与标准的。

传播研究的外乡化与国际化

西方传播学理论不能定于一尊,并且除非经由国际层面的磨练,毕竟还是停止在“西方”的理论层面。全球化的过程日趋加速,但传播研究的外洋化足步很缓。我们从西方进修传播学,不是为了替西方理论找海内依据,而是盼望活络思维,辅助勾画素材,以研究本社会的重大问题,从而提出一些拥有广泛意义的见解,与西方文献同等对话。

中国背东方进修古代科学,科学无版图,中国人学起来很快。人文有浓重的平易近族颜色,中国的人文传统积厚流光,有光辉的结果,可以与其他文化沟通,自不待言。社会科学介于二者之间,一方里遭到科学的影响,一方面遭到人文的影响。米国式的传播研究平日是随着科学走的。科学寻求宇宙外表宾不雅存在的规律,主要的圆法是实证主义,打算把庞杂的社会景象化约为多数重要的元素,而建立其间的因果关系;若能用数学公式把因果关联表白出来,则最为粗简,涵盖的内容也最丰硕。但从人文的角度来看,天下次序是浑沌复纯的,弗成能化约,我们必须用说话的说明力气,使其意义可能井井有条地浮现出来。文史哲起首逃供的是意思,而不是法则。

长期以来,以哥大为主流范式的传播研究是向实证主义科学聚拢的,其成绩与限度可以有公论。我认为,这个学科应该合时回首注意韦伯式(Max Weber)的知识论和方法论,以救命传播学主流范式的误差。韦伯企图平衡规律与意义,以经验研究为基础,但未必拘泥于实证主义的路径。他的知识论和方法论为人文与科学拆一座桥梁,不但对传播研究的本土化最有启发,而且这个路径的学术业绩辉煌,足以证明是卓有成效的。质言之,爬梳丰富多元的意义脉络,虽然要层层建立系统性,但追求规律却不宜流于简单化或形式化。韦伯按照他的法学训练,以具体之“因”联系到具体之“果”,而不是追求抽象的普遍规律。由韦伯知识论所发展出来的现象学道路,强调“互为主观性”,允许不同的诠释社群建构不同的现实,然后求取“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的沟通与了解(Berger & Kellner, 1981)。世界观不同,并不代表完全无法互相了解。而诠释社群可能取决于性别、阶级或种族,但对本书的语境来说,最贴切的莫过于文化要素。一般公认韦伯、涂尔干(E. Durkheim)和马克斯是社会学的三大开山祖师,代表三种不同的旨趣与方法,但不同的学者也可能互相浸透。我特别在此提出韦伯,一是因为米国式主流传播学(哥大范式)漠视韦伯的启发,二是因为韦伯和现象学为传播研究本土化提供知识论的基础。

我在本书第三章倡导“处所经验”与“齐球理论”的接洽,容我在此略为申说一下。任何研究都必须在语意学家所说的“形象门路”高低往返游走,妄图找出勾联详细经验和抽象理论的最好点。社会科学既然不是中国固有文化遗产的一局部,而是自本国接枝成长出来的,我们向外国粹习构想的理路、概念和分析方法,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在方法的实际上,我无宁同意韦伯式现象学的门路,所有认知、题旨和问题意识前从华人社会的生活肌理和脉络动手,寻觅出严重问题的内涵理路,而后逐渐提降抽象档次,拾级回升到一个高度,天然会与整个文献(不论是番邦的,还是外国的)直面接触,这时候我们站在制高点取精用宏,无意识地抉择最恰当的理论。很少理论是可以直接拿来套用的,许多理论必须重生才行,有些理论名义上看似抵触,其切实分歧前提下可以互相参照或弥补。万一现有的理论都无法解决问题,学者可以试图借鉴一个适合的理论,但那明显不是简单的事了。假使废弃文化自发,“先验地”拿一个现成的外国理论当标准问题和尺度谜底,然后在华人社会冒死套取经验印证,我认为是轻重倒置的。

这个取径还有几个特色必须阐明。第一,十九世纪德国史学泰斗兰克(L. von Ranke)说:“从特殊性动身,我们可以拾级攀缘到普遍性;但从巨大理论出发,我们再也回不去直觉地了解特别性。”兰克的话切中肯棨,社会科学联合特殊性和普遍性,甚至从特殊性去懂得普遍性。第二,我们支持西方理论的强横,也否决华人关闭的文化民族主义。说到底,社会科学的旨趣是要解问母社会的核心关心,谦虚学习西方理论,是为了赞助我们活络思惟或勾勒资料,而不是要抱住一个西方理论,在华人社会拼命再生产。倘若损失了主体性,只瞅给西方理论写一个华人地域的注解,着实切身痛苦。我们当然要提倡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研究,良知知彼,道理还是相通的。第三,我提出的“全球理论”,当然不限制是泰西理论,地方经验和理论汇合时,各文化观点答应有不断仄等对话、合作和修改的辩证过程。我们一方面尽力学习(learn)西方理论,一方面镌汰(unlearn)纯洁是西方本位的理论;特别,哪天我们拿得出学术事迹,足以和西方学界共同“再学习”(relearn),那么理论的立异便为期不远。经过这样反复商讨建订,理论的归纳综合力、容纳性、解释力必会大大进步。我必须夸大:下面说的是“正反合三部直”,必须永不息行地唱,循环往复,止于至擅,这才是打制“全球理论”的真理。现象学提倡“诠释社群”之间互为客观的理解,无论在常识论和方法论上,恰好为华人学界争取“主体性”供给自立的空间,其精微的涵义犹待有识之士分析。

我们处在世界传播学术的边缘,要像猫头鹰一样保持苏醒:不但努力“知彼”,且要努力“知己”。万万不能把华人文化圈实质化,更不能定于一尊。一方面,我们必须容许甚至鼓励内部多元发展,和而不同,但合而观之,的确提出一个与“西方”(必须再进一步分疏“西方”)有同有异的文化视野。另一方面,更要与世界一流的学术成果保持一种静态的交流,并转化成为研究“最亲身”问题的理论资源。最后,希看华人文化圈的学术社群聚合起来,不断冲破藩篱,为开拓世界传播研究的鸿沟注入活力与创意。早年芝加哥学派内部虽有分歧,但合起来却提供和哥伦比亚学派判然不同的视野。再如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取径不同,文化研究内部还分各种主流,但合起来就和米国主流研究分庭抗礼。这就比如一首动听或雄壮的交响乐,是由高下不同的音符和声调组成的。控制这样的研究成果和学术秘闻,才有跟人家对话的基础。这是我心目中华人传播学社群应该黾勉以赴的愿景,是需要靠整个学术社群几代人努力不懈的。

最后,我违心引用一段话以明志,兼亦总结本文的题旨(Lee,2011):“我们研究中国传媒,部分是因为我们受中华文化所陶冶,但这并不是独一的原因;也不是因为我们认同中汉文化,只能研究中国传媒。在知识上,研究中国传媒不是自足的,不是孤立的,而必须与国际传播、甚至整个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停顿不相上下,互相渗入渗出。…..我们终极生机建立的普遍性理论视野,一方面在问题意识和意义的解释上具有中汉文化特点,另一方面又透过文化深思,吸取更广阔的洞见,以了解世界是如何运作的。我们若能建立这种理论视野,包容内部差异,又有奇特的文化声音,消除理论上的狭隘主义,我们就更能以开放的心灵与西方文献平等对话,互相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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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专业组织而论,speech communication学者参加的是National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新闻与大众传播学者参加的是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and Mass Communication,而单方学者都加入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2]九十多年前,李普曼(Lippmann, 1922)就已批评公关遮蔽新闻的本相,厥后以马克思主义为依归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更竭力袭击广告和公关是效劳资本主义的社会“盲肠”。米国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除了教新闻,也教广告和公关,原因有二:一是新闻与广告是媒介生活的两辔,在媒介组织的支配上锐意把新闻和广举报行离开,以保持新闻的独立,不受广告的影响,但由于媒介经济愈来愈萎缩,新闻和广告逐渐有汇流的风险;二是从媒介研究的疆域来说,广告和公关都属于媒介效果的分支,故纷纷包拆改称为“策略性传播”,所吸收的学生人数甚至超出新闻。